圖為仲春雨和村民商討修路事宜。
２００９年，我放棄了在威海的教師崗位，踏上回鄉的火車，參加大學生村官考試，進入村官隊伍。對此父母不理解，鄉親們更是在背后指指點點：大學白上了，她父母辛辛苦苦供她上學，到頭來還是回農村了。一段時間內，這類話塞滿了我的耳朵，可是我轉念一想：我回來的目的，不就是為了改變家鄉的面貌，幫助鄉親們轉變思想觀念嗎？
上任后，我每天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各個屯子之間，與村民一起上山、下地，有時候也像模像樣地幫上一把，幾個月下來，通過對村民的走訪調研，我對村子的區位、資源、交通等狀況有了深入了解。在此基礎上，我撰寫了一份五千字左右的調研報告，提出了適合本村發展的合理化建議。
走訪期間，我覺得村里的路實在是太難走了，這是被群山環繞的一個村，一條坑洼泥濘的土路是３個組１１２戶４４２人出入的唯一通道。每逢雨季，人們的出行和生活就會受到極大的困擾，進不去出不來，就連買菜購物都成了奢望。我建議村“兩委”動員這３個組的組長和黨員，通過籌資籌勞組織修路，但沒有被采納。但我沒有放棄，幾乎每次開會都說。最后村主任說：“孩子啊，你不懂，我們也想為百姓干點實事，可是活好干錢難弄啊，誰愿意往外掏錢呢。”可是我仍然心有不甘，做好事老百姓為什么要反對呢？我決心嘗試一下，便請求村主任帶著我挨家挨戶地征求意見，同意的就按上手印，每到一戶，都苦口婆心地動員，第一次動員下來，９０％以上的都按了手印。
看著一張張按滿鮮紅手印的稿紙，我激動得跳了起來，可是村主任說：“只要有一戶不同意這路就不能修。剩下這些沒同意的都是難弄的茬，孩子啊，我看你要白忙一場啊。”事情還沒辦怎么能放棄呢？我騎著自行車一遍一遍地拜訪剩下的４４戶村民，有的不愿意開門，我就找老黨員、老組長幫忙。最后，不同意的只剩下一戶了，但我卻高興不起來。村主任說：“孩子，其實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，剩下的這戶情況我了解，一家祖孫三代，節儉在全村是出了名的，小孩上學是這家最大的花銷，我相信你能拿下這一戶。”聽了村主任的話，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于是，我再一次敲開了那戶人家的門，恰巧就大娘一個人在家，這次我沒有直截了當說修路的事情，而是和大娘嘮起了家常，在談話中我了解到，她的孫子上小學四年級，成績不太好，每個月的補課費和住宿費成了一筆很大的開銷，而且她認為路修不修都沒關系，反正也走這么多年了，就這樣下去也沒什么。不一會兒，她兒媳婦回來了，我笑盈盈地說，嫂子，我就是路過，進來和大娘聊會天。您兒子一周回來一次啊？嫂子說，回來什么啊，周末還得補課，現在補課真貴啊，一個小時就１０塊錢，補一次得好幾十啊。我說，嫂子你要是信得過我，以后每個周末我來你家給您兒子免費補課怎么樣，反正周末我也沒什么事，這樣你們也能節省一筆開銷。這次拜訪雖與修路無關，但卻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礎。第二天，嫂子主動找到了我，同意修路。
２０１０年春天，架子山村六、七、九組黨員、村民自籌資金2萬余元，籌勞８００余人，義務出車２４６臺，在雨季還未到來之時，自發整修道路２０３５米，并且整修農田路１１條，總長度１４６２米。道路順暢了，生活方便了，笑容也多了，干勁也更加足了，人們開始對未來生活有了更多更好的期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