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遠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，他帶我參觀首爾附近的新農村。他特地挑選發展水平屬于中等偏下的一個村莊。
在距離首爾一個多小時車程的農村，只見幾個身穿校服的中學生，我想試試他們的英語水平，獨自上去詢問。
幾個中學生想了想，說：“這里就是你要找的村莊。”
我望了望，果然發現村莊的農田里長著茁壯的莊稼，居然還有一個規模不小的超市。我有些懷疑，尤其是看到超市的自動門、明亮整潔的店堂，以及和城里一樣的購物車，我斷定這里并非村莊，而是附近的小鎮。
超市門口的露天咖啡館，坐著幾個上了年紀的老伯。我讓姚遠幫忙上前詢問，這里到底是小鎮還是農村。
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伯，打著手勢，堅定地回答：“這里就是真正的農村。”
接下來，他補充道：“韓國的農村，早已實現城市化，所以，這個村莊才會有小鎮的模樣。”
另外幾位老伯興致勃勃地加入進來，從韓國的新農村運動，聊到農村的現狀。
一位穿著時髦格子衫的老伯告訴我，韓國的農村，過去相當貧困，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的新農村運動，讓韓國的鄉村發生質的改變。
我問，所謂新農村運動，是否就是來一場基礎建設，拆掉破屋爛房，蓋起高樓大廈，以及興修水利、建設廠房等等。
老伯說，新農村運動并非只是改善農村落后的外觀，主要的目的是改善農民的生活。具體措施包括取消農業稅、為農民辦理醫療保險、提高農產品的價格等，真正讓農村發生質變的，正是后幾項措施。再加上后來工廠的不斷遷入，使得大量農村人口向工業轉移。到了今天，韓國的農村里，真正靠種田生活的農民，只占農村人口的7%。這里的農民都有其他職業，起碼也要投資做一點生意。農忙的時候當然還要下地，只是地里的農活，基本上實現機械化，從耕田到收獲的每一個環節，都由專業的農民來完成。
正在這時，一個騎自行車的老哥，好奇地湊過來。他插話說，韓國的農民基本上和城里一樣富裕，城里有的各種娛樂設施、商業形態，農村里都不缺，年輕人熱衷于到首爾這樣的大城市打拼，實際的生活水平還不如家里。
看他騎著自行車，我就問這里的農村家庭擁有汽車的比例，在座的所有人都說，應該是100%，甚至很多家庭擁有汽車不止一輛，這樣的比例我沒有想到。
我和姚遠又在附近轉悠一番，在人流密集的地段，看到一個賣蛋撻的老人。最吸引我的，并非他所賣的蛋撻，而是他戴著的透明塑料口罩。這樣的口罩既能保持衛生，又可以避免戴口罩給人帶來的不適，這一細節，至少說明韓國農村人的衛生意識吧。
路過村選舉委員會小樓的時候，看到路邊的一個公共廁所。和城市里的廁所一樣，玻璃門、洗手池、免費手紙，乃至英文標志等等一樣不少，而且廁所里沒有半點異味。
在距離廁所不遠處有一排水龍頭，旁邊由村政府設立的牌子上，用韓文寫著：“可以直接飲用。”
聽完姚遠的翻譯，我走上前，擰開水龍頭，暢快地喝起來。
拐過了一個彎，我們在一片房屋的包圍中，發現了久違的農田，我終于打消了這里到底是農村還是小鎮的懷疑。
剛才和老伯們聊天的時候，我就已經獲悉，這里的很多農民已經住進高大的公寓樓，一套11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，要7000萬韓元，約合40萬元人民幣。還有農民住在更高級的公寓里，這種高級公寓一樓沒有住戶，而是留作停車的泊位。
找來找去，我發現了一兩戶低矮的平房，大概就是村子里貧困的人家。
距離樓房不遠，我們意外地看到新農村的文化設施——該村的文化中心。文化中心的旁邊，還有一座較小的樓房，是公共圖書館，農民們在閑暇時間，可以免費在此借閱圖書、瀏覽報紙雜志。
我們回到最初的那家露天咖啡館，等候回城巴士的時候，碰到剛才聊過天的大叔。他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，繼而告訴我們，如果愿意的話，晚上可以住在他的家里。
我們很想接受邀請，無奈第二天姚遠要參加一個重要的考試，只好婉言謝絕了大叔的好意。
這位會用中文書寫自己名字的大叔告訴我們，他叫安孝旭，是村子里不多的幾戶只做農活的家庭之一，他和妻子靠種莊稼，每年都會有4000萬韓元以上的收入（約合24萬元人民幣），在村子里屬于中等偏下的收入，有的人家只靠種地，就能掙到7000萬韓元左右。
安大叔說，他是村子里唯一沒買汽車的家庭，不是買不起，而是不太需要，因為每天下地干活，他都可以乘坐公共汽車。
安大叔還說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參加醫療保險，看病不成問題。至于村子里的殘疾人和五保戶，國家也會按月發給30萬韓元到40萬韓元的生活費，這筆錢雖然不多，但是，已經足夠生活。
